在1936年，裕仁做了一件蓄谋已久的精心政改，将日本帝国勋章上的勋记从原先的“日本帝国皇帝”改成了“大日本帝国天皇”。
怎么说呢？
……
国家情报总局、中央军情部都将情报工作重心密集的转移到日本地区之后，从日本搜集到的各种情报愈发证明日本要偷袭三都澳，并且拟定了作战计划，虽然对这一计划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中央军部还是通过自身的多次推测，大体摸索出日本所可能采取的三种概率最高的战术规划。
不管是哪一种战术规划，日军都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它的战斗机和舰载鱼雷轰炸机要想进入三都澳作战，其航母集群必然距离帝国大陆本土不超过三百公里，这个距离之上，帝国空军和海军都具备极强的反击力度。
这就意味着日本是不成功必成仁，只要它来了，它是根本跑不掉的。
日本航母集群要想在攻击之后逃脱反击，至少会有五个小时的航程，如果要等舰载机群回归，这个时间则长达7个小时，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帝国空军就是从本土抽调战机赶赴东南海域作战，那也能将日本海军航母集群击碎。
毫无疑问，这也是击溃日本海军主力的最佳时机。
中央军部当然希望诱使日本采用这种极端冒险的战略，但要让日本上当，那就必须给出足够的诱饵，即便知道日本正在谋划此事和准备全面对华宣战，军部仍然保持正常的局势，在南北朝鲜战场上，军部也没有增派新的兵力。
仿佛一切都很正常。
顾维钧的中央内阁还是继续为了拖延战争而努力，尽可能的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和南韩承认北方朝鲜政府的合法性，或者即便是不承认，那也不采取战争这种极端措施。
战争显然已经到来了，根本不可能避免，日本不会接受一个没有朝鲜殖民地的情况，他们宁可为此一战，今日丧失朝鲜，明日丧失琉球，日本最终还将剩下什么？
既然中华帝国对日本一直采取这种温火煮青蛙的逐步压制和切割战术，日本不如突然性的爆发出全部实力，一战将中华帝国的海军击碎，让日本真正的成为世界列强大国，雄霸整个东亚。
日本就这样隐匿无声的来了。
日本内阁也在努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朝鲜问题，制止军部的冒险机会主义，但在这一点上，近卫文麿虽然在平壤和顾维钧亲自会晤洽谈，两人也未能达成基本能让日本满足的条件。
在1939年3月份之后，中日战争就已变得不可避免。
同一时期，在顾维钧的极力劝说下，波兰同意接受了德国的同盟条约，虽然这一条约基本宣告波兰丧失了外交和军事的自主权，可至少保住了波兰共和国。
为了逼迫波兰签署这份强制性的所谓同盟条约，德国在此之前强行兼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而在此前，顾维钧曾经和希特勒达成口头协议，希特勒承诺不会兼并捷克非德语区。
承诺对希特勒来说永远是一个谎言。
顾维钧当然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坐视德国利用同盟条约强制将波兰纳入羽翼之下的同时，将捷克也纳入纳粹德国的领土，因为德国是用了同盟条约的方式，英法对于德波结盟也无法予以阻止，同时也希望将纳粹的祸水泼向苏联。
正是在中英法三国的绥靖主义和姑息政策的纵容下，纳粹德国才具备了对苏联发起进攻的条件，当然，如果纳粹德国突然掉转枪口对法国发动进攻，那才叫真正的可怕呢。
虽然纳粹德国现在突然打法国会让法国猝不及防，可就军事和国际政治环境而言，这就是一个最糟糕的选择，这就要看希特勒自己如何权衡，他可以按照正常的逻辑扩张，先凭借中英美的支持击溃苏联，占领苏联，再利用苏联的资源和重工业基础反过来进攻法国，那将是如何匹敌的战略规划，哪怕英美想要阻止，付出的代价也将是空前的惊人。
在纳粹德国决定最终的方向之前，1939年3月4日，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上将作为希特勒元首的巡回特使访问中国，出于对赫尔曼.戈林总司令的重视，顾维钧派遣外相郭泰祺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在中央政府大厦，赫尔曼.戈林总司令和顾维钧首相举行了会谈，第二天的下午，他才得到机会正式的前往中央宫紫光殿觐见华皇陛下。
在中央宫的宫殿群中，紫光殿的地位仅次于皇极殿、泰和殿，此三殿并列为前三殿，而紫光殿则专用于接见外国元首一级的贵宾，允许赫尔曼.戈林在紫光殿接受觐见，本身就是对他的特殊礼遇。